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一句話簡介：瘟疫與人 Plagues and Peoples 由全球史觀的先驅歷史學家 William H. McNeill 於1976年初版，提出傳染病與寄生(Parasitism) 實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引擎之創見。
還記得高二時學校科普講座某次的嘉賓是《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 Germs, and Steel, 1997)》的譯者之一王道還先生（《瘟疫與人》與《槍炮、病菌與鋼鐵》導讀與討論, 1998），在他風趣的人類史101之後，我迫不及待地買了該本普立茲獎經典，15年後我已不復書中細節記憶，僅記得作者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其中一個主軸說明傳染病在世界史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例如病菌比基因或科技更能合理解釋西班牙人竟能如此容易地在幾十年內征服美洲大陸，而這本《瘟疫與人》則是啟發賈德戴蒙完成該世界史鉅著的濫觴，在全面居家防疫已屆一個月的2020年春天，我企圖從這本《瘟疫與人》找出世界將往哪裡去的蛛絲馬跡。
本書分為依年代分為六大章節：狩獵族群的行蹤（史前）、古文明世界的疾苦（3000B.C.~500B.C.）、歐亞疾病大熔爐（5B.C.~A.D. 1200）、蒙古帝國打通路徑（A.D. 1200~1500）、闖入美洲新世界（A.D. 1500~1700）、近代醫學大放異彩（A.D. 1700~）。作者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論述，以人類、疾病與環境間的適應與互動（即傳染病理學）來解釋人類大歷史。
文明病媒庫
第一個核心概念是「文明病媒庫」，係指人類社群在不同地理區域發展文明，而其共存的微生物亦發展為「病媒庫」，貿易、戰爭、遷徙、探險等各種文化交流的同時，也在交流、衝突、適應「病媒庫」，像上述例子中美洲的原住民因從未接觸歐亞大陸的病媒庫而全無抗體，於是在首度接觸的兩百年幾乎種族滅絕；此外，隨著成吉思汗入侵歐亞大陸的不只有蒙古大軍，還有草原囓齒動物帶來的致命鼠疫，事實上歐洲並非第一次經歷鼠疫，早在6世紀查士丁尼大帝時，鼠疫即在在地中海各個城市間流竄，但之後絕跡了將近600年，但13世紀由蒙古大軍帶來的鼠疫則來自遠東病媒庫（本書推測源自雲南、緬甸一帶），於是為歐洲帶來了四個世紀的黑死病陰霾。
寄生(Parasitism)
本書另一個核心的概念是「微寄生 Microparasitism 」與「巨寄生 Macroparasitism 」，微寄生指的是傳染病與人類宿主，而作者將人類統治、軍事行動（政府、地主、財閥等權力）稱為巨寄生於平民宿主上。微寄生與巨寄生是異曲同工且相輔相成，璀璨的文明和穩定的政府均來自於尺寸恰到好處的人類社群、寄生與抗體，例如病菌可以輕而易舉殺死大量人口，但若人口數不足，則不足以撐起微寄生的迭代繁衍；統治者、征服者能掠奪大量農糧資源，但若過度掠奪而讓宿主都餓死了，巨寄生也無以為繼。只有在人類宿主與其微寄生、巨寄生均達到穩定平衡狀態時，文明才得以發展。
這個「寄生」的概念我覺得格外有意思，姑且以中國朝代更迭為例，仔細觀察帝國的衰敗幾乎不是來自人禍，物產豐饒的承平年代統治基礎是極為穩定的，即使統治者再蠢也能維持巨寄生，例如歷經16個皇帝、國祚267年的明朝，若看這16個皇帝的負面評價可是精彩絕倫，但氣候穩定加上引進美洲來的蕃薯與玉米等高產作物之下仍人口破億、統治穩定、科技發達，直到晚明北方鼠疫爆發、饑荒四起，才讓滿洲人入主、破壞原先的巨寄生。
全書的末段作者亦以「寄生」總結：
“科技和知識，雖然曾大大的為多數人扭轉了疾病的自然發生過程，但卻從來沒有（而且就事物本質來看，也永遠不可能）把人類從古老的位置上解放出來，這個位置正是介於「肉眼看不見的微寄生攻擊」以及「由某些人對其他同類進行的巨寄生」之間。”
“因此在不久的將來，正如人類的過去般，微寄生與巨寄生間現存的平衡中，出現的不會是穩定性，而會是一系列的劇烈變遷和突兀的振盪。”
“想了解等在我們前方的東西，就像要了解我們過去所經歷的東西般，絕對不能忽視傳染病所扮演的角色。我們能改變巧思、知識以及整合組織，但是不能消除人類容易遭受寄生物侵入的特性。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於人類，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的共存，而且，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
除了寄生與統治，書中亦提到不少病菌如何形塑人類文明的例子，我對下列三點特別印象深刻：
流行病與宗教交互影響
- 例一：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作者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
- 例二：伊斯蘭教義中對於瘟疫則是被動防治：「當你得知某地發生流行病時，千萬不要前往該地；但是，假使疫病於你所在的地區暴發，千萬不要離開。凡死於流行病的人，都是殉道者。」這也導致疫情在阿拉伯世界往往相對於基督教世界由教會主導檢疫隔離更加嚴重。
軍隊是疫病溫床亦是現代化動力
軍隊向來為傳染病溫床，南征北討的軍隊便是第一線接觸不同病媒庫，而18世紀之後，也因為疫病、戰爭不斷，維持軍隊人力是非常昂貴的，為了有足夠軍力在沙場上，軍隊是第一個建立現代化團體衛生系統、接種疫苗和配備常設醫生的單位。而強大的軍隊帶來政治影響，進而將這些公衛經驗傳回後線建立國家的公衛系統。
都市與鄉村，人口平衡與貧富差距
都市化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西元前3000年在兩河流域出現第一座城市，然而前在未有防疫與衛生系統的古代城市，城市人事實上較容易因疫病死亡（人口稠密容易造成疾病散播容易），此時城市仰賴過剩的鄉村人口移入才能維持規模；直到19世紀開始出現有污水下水道、乾淨水源、與衛生系統的現代化城市，城市的疫病傳染持續趨緩，終於在1900年，世界上的城市人口數目，首次能夠在不依賴鄉間人口移入的情況下，維持恆定甚至還能增加，而這樣的變化，城市不再穩定有系統性死亡空出足夠空間消化鄉村移入人口，造成新來的人只能擠在門外，造成階級流動更不易、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圍繞著城市周圍的貧民窟也成為大城市的問題。
讀後悄悄話
《瘟疫與人》雖文字淺白、概念易懂，章節也依照編年看似有系統，然前半本讀來我卻不甚有耐性，原因是章節標題雖依年代先後，內容卻常隨性地在不同年代間跳躍，例如在西元前的古文明章節會有天外飛來19世紀澳洲野兔的小故事舉例，也會穿插17到19世紀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觀點，彷彿作者想說得太多，便迫不及待地先劇透了，於是我在讀前半本時覺得沒完沒了，尤其第三章「歐亞疾病大熔爐（5B.C.~A.D. 1200）」，不僅篇幅最長，也讓我陷在裡頭常忘了是到了哪個年代哪個地域；而也因為劇透，後面章節讀來就略顯重複、新鮮感就沒那麼高了。
此外，最後一個章節18世紀後的醫學與公衛發展，則是篇幅略短且結構鬆散，更像是個別疾病在特定地理區域與人類互動的單元故事，而沒有貫串的主線論述，或許是18世紀以降的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世界大戰與全球化，發展進程之速已經難以單從傳染病與寄生觀點解釋了，不過有幾處仍覺得挺可惜的，例如書中僅用一小段提到霍亂加劇了流行病理論各派學說（主要是瘴氣學派與接觸傳染學派）之間的論戰與消長，並未著墨更多傳染病學與公共衛生發展史，使人意猶未盡。
而在全書的最後三頁，我找到了作者鑑往知來的預言，從現在當紅的 WHO 於1948年成立與疫苗運用，談至令人頭痛的感冒病毒將成為人類最新的寄生對手，尤其作者提到對抗感冒病毒的三大危機，一是大規模流行將造成公衛醫療系統過載、二是病毒變異的速度與不穩定性加深治療與疫苗開發難度，三是生物戰研究可能的失控風險，在這個時點看來更是怵目驚心，非公衛專業的歷史學者都在46年前開了第一槍，我們又從歷史學到了什麼呢？
歷史一方面不斷重演，一方面變異程度又不斷刷新想像，沒有人知道世界將往哪裡去（89歲的巴菲特只比我們多看了一次美股熔斷，我今天看到西德州原油期貨 WTI 每桶收盤價負37美元，而2020年才過不到1/3呢！），近來《雙城記》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的引用數暴增，正是因為沒有人知道世界將往哪裡去，生命才如此痛苦也如此迷人。